《陳西瀅日誌手札全集》（西方出書中間2022年），輯進作者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的日誌手札，原始文件均由陳西瀅的女兒陳小瀅供給，學者傅光亮編注。這些日誌手札觸及二戰后期平易近國交際史和文明交通運動，以及陳西瀅小我在中英關系中所起的感化。筆者特殊留意到此中記錄的葉君健、王禮錫等人在歐洲宣揚中國抗戰工作的情況，以及關于蕭乾、熊式一等人對外先容中國文藝的論述。小我以為，陳西瀅這一時代的日誌手札另有進一個步驟發掘的價值。
一
《陳西瀅日誌手札全集》（以下簡稱《全集》）具體記載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葉君健在英國宣講中國抗戰經過歷程，彌足可貴。有關葉君健在英國的過程設定、演講內在的事務等研討材料一貫比擬缺少，《葉君健選集》關于這一時代的回想文章亦頗為簡單，《全集》正好補充了這一缺掉。二戰時代，蕭乾也在英國，可是他在《歐戰雜憶》中提到本身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幾今日記都毀于年夜火。蕭乾寫作《我是一個不帶輿圖的旅人》時年紀已高，論述當日的情況已不克不及詳盡。顧維鈞擔負駐英年夜使時的日誌重要記載當局層面的交際年夜事，鮮少觸及文明人在英倫的運動細節。筆者在復旦年夜學藏書樓特躲室看到顧維鈞日誌，瀏覽顧維鈞關于這一時代回想錄，對比陳西瀅這部《全集》，顯明感到：陳西瀅因置身歐洲疆場的在場性，日誌與手札的真正的記載彌補了這方面的空缺，也使得這部《全集》教學成為研討葉君健、蕭乾等人在英國時代生涯與任務的第一手史料。
葉君健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到倫敦，當晚蕭乾在噴鼻港樓宴請。從《全集》所載內在的事務可以看到，葉君健到英國頭兩周，有十天呈現在陳西瀅日誌中，分辨是十月九日、旬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至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那時任職于倫敦中英文明協會的陳西瀅帶葉君健到英國播送公司（BBC）拜訪燕卜蓀，與公司宣揚部分職員聯繫，設定英國宣揚過程。又為中英文明一起配合（包含交流傳授、先生，葉君健恰是應用這個機遇留在劍橋進修）與英國文明教導協會（English Council）停止交涉，採取中國留先生，爭奪獎學金，等等。英國作家邁克爾·斯卡梅爾的《布隆斯伯里中的一個中國人》曾提到，由于大師的協助，葉君健獲得劍橋國王學院的自費名額。陳西瀅即是協助者之一。
陳西瀅屢次請葉君健在倫敦噴鼻港樓、上海樓吃飯；陳小瀅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將陳西瀅日誌手札捐贈給復旦年夜學藏書樓的研究會上提到，那時陳西瀅在倫敦的居所沒有廚房，二戰時代英國食品憑票供給，而噴鼻港樓等餐廳無須票證，就餐較為便利。戰時生涯艱巨，陳西瀅在十月旬日日誌說起吩咐葉君健將一部門薪資寄歸去養家，這在葉君健老婆苑茵的書中有著諸多若合符節，《移居重慶》與《丈夫的海內來信》記錄葉君健經由過程王云槐把英國部門薪資轉交給苑茵。這些可以互證陳西瀅日誌的真正的性。
據筆者初步統計，從一九四四年十月開端，葉君健有六十二天呈現在陳西瀅日誌中，日誌提到葉君健名字合計八十七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誌第一次記載葉君健在英國演講兩個多禮拜的情形：“演講四十屢次，每次至多二次，有時三次，聽眾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講及會商至多二小時。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國人還是有辮子，抽年夜煙。看了他認為決不是中國人。”從中可以看到英國人對中國和中國抗戰缺少清楚，對于中國的印象逗留于曩昔，對中國的清楚存在滯后性，但又對中國佈滿愛好，因此葉君健在英國宣講中國抗戰，有著實際需要性。
《全集》記敘葉君健在英國宣講的內在的事務與經過歷程。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日誌寫到葉君健講“本日中國”，中國抗戰時的國民生涯。一月二十二日日誌寫道：“六時余君健出往演講，到早晨九時。終了后本身到噴鼻港樓往吃飯。英國人請演講，年夜都不請吃飯，時光很不便利。”日誌屢次記載葉君健在早晨十時、十一時之后回到陳西瀅居所。由此可知葉君健為宣講中國抗戰支出的辛勞盡力以及講述中國變更的主要性。一九四四年十仲春二十七日，陳西瀅給女兒的信中七次提到葉君健，信中講到，葉君健往演講，開車接他往會場的司機包含英國分歧階級的大眾，有工程師、貴族夫人、lawyer 等；戰時大眾自愿將私人車給當局征用，當局供給必定多少數字的汽油。值得留意的是，葉君健在回想錄《歐陸回看》中再現了這一細節。這一方面佐證了《全集》的真正的性、在場性，另一方面闡釋從廟堂到平易近間，英國國民自下而上的連合，若何撇開紛紛煩復的認識形狀與黨派糾葛，同仇人愾地支撐反法西斯戰鬥。
葉君健在武漢三廳時從事筆譯、筆譯、播送等任務，遭到陽翰笙（時任第三廳主任秘書）高度確定（見《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2期）；在噴鼻港主編的抗戰英文刊物《中國作家》獲得老舍密意贊許（見《八方風雨》）；葉君健在英國宣講讓倫敦市長尤為不忘，倫敦市長稱贊他“沒有到過英國，而英國話說得那樣好”，這些被記載在《全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誌中。以上組成抗戰時代葉君健從事對外宣揚任務的全體評價，也建構了一個常識分子應用專門研究常識在本身的職位上宣揚中國抗戰的完全敘事鏈。《全集》的出書，讓筆者發明可以將葉君健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所做的宣揚抗戰建組成完全的敘事系列，這些對于葉君健、蕭乾的研討甚至抗戰文學譯介研討都是有輔助的。
葉君健在《我的外語生活》中指出：到黌舍、兵營、工場、群眾中作陳述，夜宿路邊客店或英國人士家里；《全集》也提到最後在倫敦找不到住處，陳西瀅的倫敦居所便成了葉君健在倫敦的常駐地，直到進學劍橋。這就不得不追溯葉君健與陳西瀅在武漢年夜學時的師生友誼。二十世紀九十年月葉君健寫下的回想文章《我的唸書生涯》絕不粉飾地贊揚陳西瀅在講授上的摳字眼唸書法，讓他瀏覽英美文學時畢生受害，并推導陳西瀅的唸書方式來自牛津或劍橋導師的練習；在《陳西瀅與凌叔華》中講到，二十世紀三十年月，他是武漢年夜學本國文學系的先生，上過陳西瀅的“歐洲小說”課，九十年月幫陳小瀅籌劃師母凌叔華的葬禮。瀏覽《全集》中對英國時代陳西瀅、葉君健師生來往的書寫，這些文章所轉達出的共情，劃破半個世紀的汗青漫空發生悠遠余響。
還值得留意的是，《全集》中也留下了王禮錫的身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陳西瀅日誌借蔣彝的話提到王禮錫處處演講。一九三三年王禮錫在英國成立“中國國民之友社”，旨在“傳佈關于中國的對的不雅念，增進國外對中國文明清瑜伽教室楚，支援中國的不受拘束斗爭……”（引自潘頌德的《王禮錫研討材料》）一九三六年王禮錫在布魯塞爾組織成立國際反侵犯活動年夜會并倡議捐獻，后列席布魯塞爾世界戰爭年夜會。一九三八年，為支援中國抗日，王禮錫在倫敦召集第一次國際反侵犯特殊年夜會并作陳述，各地的中國代表包含李石曾、吳玉章、王禮錫、林咸讓、熊式一等。受委托王禮錫在英倫三島演說四百余次，撰寫的《在國際援華戰線上》包括多篇文章，包含對國際情勢的剖析、對國際宣揚公民交際的看法、歐洲人如何熟悉中國，以及呼吁西歐各界聲援中國國民抗戰等。王禮錫較早提出：多派代表赴國外宣揚，告訴世界中國連合的本相。即使在二戰后期，陳西瀅日誌屢次提到英國對中國存有曲解，從王禮錫、葉君健的演講可知中國常識分子在海內從事對外宣揚任務的復雜性、艱巨性、持續性與積聚性。《全集》采用年夜時期里小敘事的方法記載了那些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先行者，綿密細致的話語論述浮現出洶湧澎湃汗青的圖景，不掉為跨越汗青時空發生的遠遠盡響。
二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旬日，陳西瀅日誌提到葉君健為《駱駝祥子》的英譯本寫序。這是今朝葉君健研討材料和《葉君健選集》都不曾說起的。因此有需要切磋陳西瀅日誌反答信寫的另一個主要議題：中國翻譯家翻譯的傳統經典名著與反應戰時中國的古代文學作品在海內的傳佈與接收。翻譯中國文藝與宣講中國抗戰組成傳佈中國文明的兩條途徑。
《全集》中屢次記載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Waley）、阿克頓（Acton）、斯蒂芬·斯彭德（Spender）、斯坦利·昂溫（Stanley Unwin）等人對中國經典名著英譯本的不滿，韋利批評王際真翻譯的《紅樓夢》，簡直沒法再譯……熊式一的《西廂記》極壞……也不愛蔣彝的畫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誌寫道，阿克頓提出多先容中國的工具，但不同意中國人本身翻譯。一九四四年十仲春五日誌下約翰·萊曼的話，“中國戲劇萬萬不成由中國人自譯。務需要英人來譯”。
《全集》屢共享會議室次提到英國讀者盼望看到闡釋實際中國的作品，流露了中國文藝英譯本在海內傳佈與接收的若干事況。推介華夏傳統文明和宣揚戰時中國，是那時身居海內的常識家教分子闡釋中國圖景的兩種方法。由於闊別中國疆場與“不在場”，前者成為蔣彝、熊式一、王際真等人用英文創作和翻譯古典名著作為書寫中國的話語實行，后者組成葉君健、蕭乾等人在英國宣講中國抗戰與翻譯古代文學作品的寫作實行。中國文明成長并非割裂，二者闡釋與海內傳佈亦是并行不悖。
由于中西文明語境差別太年夜，對于中文作品的外譯能否應選擇譯進語為母語的譯者，歷來有爭議。《全集》一九四四年十仲春五日日誌記載：蕭乾提到王云五斟酌也許未來中國參加世界版權聯盟，但保存翻譯之權。這些在王云五《訪英日誌》中有著異樣的記錄，王云五赴英時的論述切中肯綮。英國讀者對中國譯者將中國作品譯成英文的接收度不高，或有文明地緣排他性原因，並且中文與英文之間不具有配合的文明佈景，不是歐洲列國文字間的那種差別。但即使英國作者翻譯的中文作品，如阿瑟·韋利翻譯的白居易詩歌，異樣也存在諸多缺乏，并且他以為賽珍珠翻譯的《西游記》英譯本存在諸多過錯。再如，英國作家奧登、衣修伍德的《戰地行紀》，阿特麗的《揚子火線》。由於缺少文明共通性，奧登不自發將西班牙疆場的體驗移植到中國疆場，不免發生很多誤差。異樣，文明的異質性也使得阿特麗無法貫通中國兵士所表示的舍生忘逝世、全國為公的精力。文明的差別性，不成防止影響文藝作品的傳佈與瀏覽，這就形成了固然中國文學作品譯本在英國出書，但英國讀者仍然缺少對中國清楚的實際情形。因此，葉君健來英國宣講中國抗戰，也是基于戰時文明的實際需求。陳西瀅日誌記載那時有人就以為，學術交通感化不年夜，不如請人來英國演講。
《全集》提到，英國作家斯坦利·昂溫稱贊林語堂、熊式一、蔣彝等人的英文程度和崔驥翻譯謝冰瑩的《女兵自傳》，以為一些中國作品即便英國人翻譯也未必能做好。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誌記載：阿克頓贊揚梁宗岱法譯的陶淵明詩歌，孫年夜雨譯的孫過庭書譜，溫源寧的小文，葉公超譯的卞之琳小說。中國作品譯本在東方世界獲得承認與傳佈，起首與中國譯者的中英文程度親密相干。溫源寧、葉公超級早年留學劍橋，不只中英文成就到達一流程度，亦熟稔英國文明。陳西瀅日誌屢次提到牛津年夜學約請陳寅恪到英國翻譯《唐書》，亦是對中國作家翻譯中國文藝的確定與佐證。
當然，可否合適海內讀者的審美范式，也是一個題目。二十世紀三十年月，熊式一用中國題材創作英文腳本，接收毛姆戲劇的敘事范式，將《紅鬃烈馬》編譯成話劇《王寶川》在倫敦演出，年夜獲勝利。陳西瀅日誌屢次記載聽毛姆戲戲院景，熊式一的改編顯然在中國元素基本上參加英國讀者的文學審美，這或許也是傳統名著走向世界的方法之一。但是，莎士比亞在英國甚至世界的高尚位置，使得中國戲劇英譯本在英國遭到諸多審閱與對照在所不免。再次，中國文藝的海內接收與傳佈同中國翻譯家能否融進英國主流文明圈相干。
陳西瀅日誌里屢次提到蕭乾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出書的四部英文著作，一是《中國并非華夏》（China but not Cathay），文本以消息題材為主，真正的反應二戰時代中國疆場的實況；二是《磨難時期的蝕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書寫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中國經過的事況的各類磨難，這本書獲得喬治·奧威爾的贊許；三是翻譯本身創作的《吐絲者》（Spinner of Silk），這部譯作收錄了他二十世紀三十年月創作的十篇小說和兩篇散文（重要書寫二三十年月中國蒼生的生涯），翌年《吐絲者》又重版，讓蕭乾申明鵲起；四是《千弦琴》（A Harp with thousand Strings），這部著作從多個角度闡釋戰時中國與中國文明。
陳西瀅日誌記載了蕭乾與英國文明界人士的屢次來往，《全集》對蕭乾貫串一直的記載，是研討蕭乾的可貴史料。蕭乾作品在英國熱銷與本身介入的文明來往是分不開的。最后還有，《全集》幾回再三書寫英國盼望出書一些反應戰時中國的作品或請中國作家來宣講，因此筆者小樹屋拔取葉君健、蕭乾作為重要的個案闡釋；蕭乾試圖經由過程宣媾和文學譯作促進東方對中國抗戰和中國國民的清楚，這些合適英國讀者的瀏覽旨回。從本國記者眼中的中國抗戰書寫，到蕭乾、葉君健赴英講述中國國民的抗戰與翻譯作品，在“引出去”與“走出往”的文明實行中，蕭乾、葉君健這些人在英國勝利地建構了戰時“文章出國”的景不雅。
戰鬥年月，在異域周遭的狀況中翻譯和先容中國文學作品，無疑是一種可貴的實行，這些中國常識分子向海內傳輸中國聲響的盡力值得后人銘刻。《全集》讓讀者看到文學翻譯與英文寫作從東方作家眼中的中國到中國常識分子筆下中國敘事的轉換，從東方視角下的中國到我們外鄉化敘事的置換。《全集》聚焦那時一向爭辯的命題：若何向東方報告和詮釋你我面前的中國，書寫十四年抗戰中的風云流轉。在英國的經過的事況建構了葉君健、蕭乾抗戰話語中新的論述實行，組成葉君健、蕭乾早年的人生鏡像，這些作家講述中國故事的才能在屢次翻譯和演講實行中顯得游刃有余，這也是《全集》浮現的主要價值。
三
從抗戰開端，中國作家、翻譯家從未結束對外宣揚中國國民的抗戰與翻譯中國文藝。蕭乾、胡政之主編的《至公報》，溫源寧、葉秋原等主編的《全國》月刊，葉君健、王禮錫、戴看舒、愛潑斯坦、D.艾倫等編纂的《中國作家》（Chinese writers）在噴鼻港刊行，并向海內發賣，一方面這些刊物設有“本國人看中國抗戰”的本國作品書評欄目；另一方面，開啟了常識分子向海內闡釋戰時中國的文學實行之旅。一九三九年玄月，蕭乾作為《至公報》特派記者前去英國，成為第一個中國駐歐洲疆場的戰地記者；一九四三年，王世杰、王云五、溫源寧、胡政之等人組團拜訪英國，葉秋原、D.艾倫、愛潑斯坦、葉君健等人先后奔赴歐洲，這些業績都被陳西瀅記進日誌，真正的再現二戰時代中國常識分子在英國的話語實行。假如說，在抗戰對峙階段，這些亡命作家湊集在噴鼻港學士臺編纂刊物、翻譯文學作品為中國抗戰搖旗呼籲，那么陳西瀅日誌讓讀者看到這些作家、翻譯家在抗戰后期奔赴英國，屢次在倫敦噴鼻港樓、上海樓等地聚首，商討抗戰宣揚與文學翻譯命題，為抗克服利奔忙呼號。
文學實行與生涯實際互相關注。之前在噴鼻港時代，這些作家、翻譯家礙于英國當局對中日戰鬥處于中立狀況冷眼旁觀，他們的抗戰書寫難免遭到諸多掣肘，編纂刊物亦顧此失彼；而噴鼻港失守后，英國置身歐洲疆場，倫敦就成了他們傳佈中國抗戰精力的主要窗口，他們的文學創作和翻譯也成為鼓舞世界對抗法西斯戰鬥的一個事項。陳西瀅的日誌手札真正的再現了這些場景，是研討中國文藝在海內傳佈的主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