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位導師，一位是我的碩導李輝凡教員，一位是我的博導吳元邁教員。李教員和吳教員是同齡人，李教員生于1933年9月5日，吳教員生于1933年12月12日，李教員比吳教員年夜三個月。李教員和吳教員在本年簡直同時往世了。2023年4月17日，吳教員在因中風臥床苦熬三年多之后終于擺脫；快要兩個月后的2023年6月15日，李教員因洗澡時摔傷被送進病院，在病情幾度反復后忽然離世。我的兩位導師前后腳離開這個世界，又像約好了似的手牽手駕鶴西往。他倆訃告的第一段文字開頭雷同：“享年89歲。”
甚至連我最后作別他倆的兩家殯儀館也相距不遠：4月21日上午10點，我們在東郊殯儀館好事苑送別了吳教員；6月19日上午8點，我們在通州殯儀館紫竹廳送別了李教員。他倆的離別典禮都不像他們生前年夜大都同事的后事那樣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辦，他倆不謀而合地在北京的東郊終極分開這個世界。他倆的離別典禮都很冷僻，這當然是他倆家眷的意愿，也與連續三年的疫情有關，但作別的場景仍是令我們這僅有的幾位、十幾位參加的人心生傷感，甚或抱歉。我們送別他倆的時辰，天都陰著，還落了細雨。
1984年11月29日，劉文飛碩士論文辯論會，左三為吳元邁，右三為李輝凡。劉文飛供圖
一
我和兩位導師的“私情”，似乎超越了凡是的師生關系。
上世紀70年月末我在安徽師年夜唸書，一日在生化樓前的棕櫚樹下瀏覽剛從藏書樓借出的《高爾基中短篇小說選》——這是國民文學出書社綠皮網格本叢書的一種——掀開書，我當即被序文所吸引。這篇序文周全先容了高爾基中短篇小說的創作史、“流落漢”抽像和藝術特點等題目。作者娓娓道來，舉重若輕，讓我馬上感到走近了高爾基及此中短篇創作，序文最后的簽名“李輝凡”也就此深深烙在我的腦海里。
年夜學結業時，我考進中國社會迷信院研討生院，研討標的目的就是“高爾基研討”，導師底本是張羽教員，但一年后，我轉到李輝凡教員名下，并在李教員的領導下順遂結業，進進社科院外文所蘇聯室任務。不久，我在勁松一區114樓分到一間半地下室的所有人全體宿舍，而我們這個單位的頂層剛好就是李教員的家。從此，作為“地下室人”的我與作為“頂層人”的李教員成了鄰人。
每逢周二，我倆一同騎自行車前去位于開國門的社科院下班。無論在單元仍是在家里，李教員話都未幾，唯獨在我倆騎車下班途中，他卻往往談興年夜發，且聲響很年夜（聲響小了能夠彼此也聽不見），從與俄國文學相干的點滴常識到單元里的人與事，他隨口道來，我卻感到比聽他給我們授課更風趣。每逢節沐日，曾為印尼華裔、廚藝非常高深的師母陳教員常邀我上樓吃飯。
記得有一年我與李教員一家一路過年，我把新買的一張白色折疊桌搬到樓上。席間，我與李教員的令郎李曉東猜酒，用筷子敲打桌面，嘴里高喊“山君、棒子、雞、蟲”。李教員開初在一旁冷眼察看，許久之后終于抑制不住，參加了我們。但他只與我對壘，不愿與曉東決戰，能夠煩惱有損為父的威嚴。在與我對壘時，他永遠只喊“山君”和“棒子”，永遠不出“雞”和“蟲”（他能夠感到山君和棒子更有殺傷力一些，由此也能感到出李教員文質彬彬的表面下暗藏著的那顆好戰的心），被我捉住這個特色后，李教員的酒天然喝得比我多，不久就滿面通紅，被師母趕進了臥室。我的那張小紅桌上，從此留下了我們舞蹈教室三人用筷子頭砸出的一片片小凹槽。
還有一件事也能反應出我與李教員的“私情”之深：李教員的書柜里端規矩正地擺放著一套《金瓶梅》（是改造開放初期出書的“潔本”），李令郎曉東那時已考上清華，想看這套書，李教員卻分歧意，還給《金瓶梅》地點的書柜上了一把鎖。曉東請我替他把這套書“借”出來（這套“潔本”《金瓶梅》我之前已讀過），我向李教員開了口，他二話不說，就把書給了我，我交給曉東帶到清華往讀，讀完后再由我還給李教員。曉東對此深感不解：為什么統一本書，我能看他就不克不及看呢？我說由於我是你爸的先生，還由於我和你爸都是學文學的。曉東無語。
后來，我終于在勁松9區901樓11層分得一套兩居室，而李教員一家早在此前數年已遷居此樓12層，我和李教員再度成為鄰人，一住又是六七年，直到我搬到連合湖。后來，李教員在師母往世后也搬往東郊的京城雅居，與曉東一家同住了。
吳教員是我的老鄉兼校友，他誕生在皖南歙縣，曾在安徽師范學院（安徽師范年夜學的前身）進修。我在研討生測試后不久就聽聞了吳元邁的年夜名，恰是他從北京傳來了我能夠餐與加入復試的“大道”新聞。他先是把新聞告知了他在列寧格勒年夜學的老同窗、那時在安徽年夜學外語系任教的白嗣宏教員，白教員又轉告給了安徽師年夜的力岡教員。
離開北京后，我應吳教員之邀往過他家，先在雙榆樹，后在昌運宮。吳教員的母親是一位不識字的小腳老太太，滿口鄉音，聽吳教員說我是安徽人，她便當即滾滾不停地跟我聊起天來，可她的徽州話教學我簡直連一個字也聽不懂，但不克不及掃了白叟家的興，我只好連連頷首，盡量照應她的面部臉色，交通是以竟也非常順暢。
1991年，吳教員擔負社科院外文所所長兼黨委書記。也就是在這一年，我開端隨吳教員退職攻讀博士學位。完成博士論文辯論后，吳教員數次提出我到外文所科研處任務，似有興趣栽培我，可我每次都找個捏詞直言拒絕。最后一次，他悄悄感嘆了一句：“也好，人各有志嘛。”但在此后很長一段時光，我仍是做了他的“科研秘書”，常常為他草擬講話稿。在他擔負國度社科基金本國文學組的首任組長后，我陪他到全國各地的高校和科研單元做調研，走了良多處所，結識了吳教員的很多伴侶，我的一些年青伴侶也乘隙熟習了吳教員，我和吳教員是以有了一個配合的“伴侶圈”。他暮年掛在嘴上的一句話就是：“我仍是有幾位年青伴侶的。”
1959 年五一國際休息節，吳元邁（左一）與白嗣宏（右一）以及后來成為白嗣宏老婆的奧爾迦（左二）在列寧格勒合影。白嗣宏供圖
二
李教員和吳教員都是時期的寵兒。他倆都誕生在上世紀30年月，那是中國近古代最貧弱的時期之一，他倆的童年是在太平盛世中渡過的。他倆都出生農家，吳教員仍是遺腹子，用他本身的話說，他是“吃百家飯長年夜的”。新中國的成立轉變了李教員和吳教員的命運，由于德才兼備，他倆于1953年同時走進年夜學，李教員考進哈爾濱本國語專迷信校俄語系，吳教員考進安徽師范學院中文系。他倆后來都曾不止一次地向我感歎，假如沒有1949年后樹立的新政權，他倆是沒有能夠讀年夜學的。
在上世紀50年月，能上年夜學已是機遇可貴，能往蘇聯留學更屬百里挑一。異樣由于德才兼備，或許也由於家庭出生好，李教員和吳教員又被遴派出國留學。吳教員于1954年被遴派至北京俄語專迷信校留蘇準備部進修，一年后出國，先后就讀于基輔年夜學和列寧格勒年夜學，1960年7月回國，在中國迷信院文學研討所蘇聯文學組任務。李教員比吳教員早兩年離開這家單元，他1958年研討生班結業后就被分派到迷信院文學所蘇聯組，一年后被遴派留蘇，在蘇聯迷信院世界文學研討所進修兩年，1961年回國。
李教員和吳教員就讀的列寧格勒年夜學和高爾基世界文學研討所都是那時蘇聯最好的高校和研討機構。李教員的導師赫拉普欽科（1904-1986）和吳教員的導師杰爾卡奇（1906-1987）都是那時蘇聯的頂級學者。李教員和吳教員在蘇聯時代主修的高爾基研討和普列漢諾夫研討也是蘇聯那時的顯學。更為主要的是，他倆那時所處的正是蘇聯凍結時代之后所構成的活潑開放的學術語境，是包含文藝學在內的蘇聯學術的黃金共享空間時代之一。
李教員和吳教員在20世紀50年月到60年月學的是那時最時興的俄語和俄蘇文學專門研究，學成回國后又分派到我國最高的學術機構中國迷信院做專門研究研討任務。俄語仍是他倆的月老，李教員的夫人是他在哈外專的同窗，吳教員的夫人也是他在列寧格勒年夜學的校友。他們都構成了真正的“俄語之家”。不難想象，在吃苦修得俄語之后，在體系把握了蘇聯的文藝學常識之后，昔時的他倆風華正茂，遲疑滿志，正預備年夜展學術雄圖。
但是，李教員和吳教員又似乎是生不逢時的。就在他們回國后不久，一場接一場的政治活動便開端裹挾他們。他們在蘇聯修得一身技藝，回國后卻無用武之地。
可是，在1970年月末鼓起的改造開放高潮中，李教員和吳教員卻敏捷成了中國俄蘇文學研討界、甚至全部文學研討界的風云人物。
李教員和吳教員都是俄蘇文學研討專家，且均以實際研討見長。在李教員和吳教員之前，我國的俄蘇文學研討比擬著重文學史研討和作家作品研討，似乎少有專門研討俄蘇文學實際的學者。而在改造開放時代，我國的本國文學研討，甚至全部中國粹術界，急切需求的恰是作為思惟束縛之利器的實際立異，于是，李教員和吳教員便得以發揮他們的學術專長。
兩位教員在1980年月頒發的大批文章，如李教員的《我國高爾基文藝思惟研討中的幾個題目》（1981）、《高爾基的人性主義思惟》（1981）、《八十年月的“開放系統”題目》（1986）和《維謝洛夫斯基與古代性》（1986）等，吳教員的《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與實際主義實際題目》（1982）、《文學本體論的汗青命運》（1985）和《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基本》（1987）等，都在那時的文學實際界發生了很年夜影響。
值得留意的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月，他倆均接踵出書了幾部關于俄蘇文學實際的研討著作，如吳教員的《蘇聯文學思潮》（1985）、《摸索集》（1986）、《實際的成長與實際主義的成長》（1987）等，李教員的《二十世紀初俄蘇文藝思潮》（1993）和《文學·人學——高爾基的創作及文藝思惟論集》（1993）等，從而把我國俄蘇文學的實際研討晉陞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我記憶中的兩件事，可以佐證他倆在那時中國實際界和學術界的影響。1979年，吳教員在《哲學研討》上頒發一篇論文，題為《也談下層建筑與認識形狀的關系》，副題目是《與朱光潛師長教師商議》。文章頒發后惹起很年夜反應，有一次我們到那時的外文所所長馮至師長教師家做客，聽馮師長教師說，他曾與朱光潛師長教師談到吳教員的這篇文章，朱師長教師說：“吳元邁的實際功底仍是蠻扎實的。”
1982年，李教員與張共享會議室羽教員應蘇聯迷信院世界文學研討所之邀訪蘇。這是中蘇反目之后中國的俄蘇文學學者首度訪蘇，遭到蘇方高度器重。回國后，張教員和李教員舉辦一次外部陳述會。記得會場設在那時外文所地點的社科院學部四號樓的一層會議私密空間室，不年夜的會議室被擠得水泄欠亨，除了社科院哲學、汗青、文學等研討所的同事外，還有來自作協、文明部、北年夜、北師年夜和北外的浩繁同業。當天的陳述會由李教員主講，身著西服、戴著黑框眼鏡的李教員危坐臺上，不慌不忙地講了三個多小時，內在的事務觸及蘇聯文學界的近況和靜態。他先容的關于社會主義實際主義的“開放系統”等實際題目，更是激起了聽者的激烈愛好。陳述終了，全場起立，長時光地向李教員拍手。
我們現在談起改造開放初期文學研討的思惟資本，總認為它們重要源自東方，殊不知那時對蘇聯同時代的文學和文明實際的鑒戒和引進也是一種主要的思惟源泉，由於我們思惟束縛活動的重要解構對象，在很年夜水平上恰是“文革”之前從蘇聯引進的文學認識形狀，解鈴還須系鈴人，蘇聯同業在相干方面的實際衝破對于那時的中國粹者而言無疑更具鑒戒意義。恰是在這一學術語境中，我們才幹更充足地認識到李教員和吳教員那時所做的俄蘇文論研討任務所具有的汗青意義。
李教員和吳教員既是新社會的榮幸兒，也是新時期的弄潮兒，他們受累于20世紀中國的諸多波折，也以本身的盡力作出了不負任務的貢獻。他們的平生折射出了新中國培育的第一代常識分子的汗青命運，他們的經過的事況，如赫爾岑所言，就是“汗青在一小我身上的反應”。
1960年，李輝凡在莫斯科高爾基世界文學研討所的高爾基雕像前。李絲雨供圖
三
李教員和吳教員專門研究附近，學術過程也年夜同小異。他倆前后腳離開中國迷信院文學所任務，在改造開放之后，他們在新組建的中國社會迷信院本國文學研討所鋒芒畢露。在我于1982年頭考進外文所讀研討生時，他倆都是外文所蘇聯文學研討室的副主任，主任是張羽教員。在張羽教員擔負外文所所長之后，李教員任蘇聯室主任，吳教員則任新組建的實際室主任。1980年月中期，時任外文所所長葉水夫師長教師領銜編輯我國俄蘇文學研討界的第一個國度重點項目《蘇聯文學史》，李教員和吳教員都被錄用為副主編。1987年，吳教員晉升研討員，次年，李教員也晉升研討員，他倆在他們那一代學者中一直是走在前列的，是外文所俄蘇文學研討的雙擘。
在李教員和吳教員之前，我國已涌現出浩繁杰出的俄國文學譯介者和研討者，他們按誕生年月年夜致可劃分為兩代，即以魯迅、曹靖華、鄭振鐸等為代表的第一代，以及以巴金、戈寶權、葉水夫等為代表的第二代，而出生在1930年月的李教員和吳教員則是我國第三代俄國文學研討者的杰出代表。
但是，出生和經過的事況、專門研究和成績均很類似的李教員和吳教員，在性情上卻迥然有異，李教員緘默寡言，做人一絲不茍，吳教員則滾滾不停，幹事風風火火。在學術不雅點上，兩人也不盡雷同。
在《蘇聯文學史》編寫組中，李教員和吳教員這兩位副主編分辨代表著兩種分歧的關于蘇聯文學汗青的評價態度，絕對而言，李教員更多鑒戒蘇聯學者的不雅點，態度偏守舊一些。編寫組里的郭家申教員、錢善行教員更支撐李教員。吳教員對于蘇聯文學史更具“反思”認識，編寫組里的童道明教員和我更贊成吳教員，而主編葉水夫師長教師以及編寫組的別的兩位成員張孟恢教員和王守仁教員則在年夜大都情形下都是“中心派”。
好比，在論及馬雅可夫斯基與將來派的關系時，吳教員以為馬雅可夫斯基是“經過”將來派走向成熟的，即在必定水平上得益于將來派，而李教員則以為馬雅可夫斯基是在戰勝將來派的影響之后才變得巨大起來。由李教員和吳教員惹起的學術爭辯，隨同著三卷本《蘇聯文學史》寫作的一直。
我對李教員和吳教員性情碰撞的最逼真體驗，是在1990年末莫斯科開往北京的國際列車上。那一年夏末秋初，李教員和吳教員應蘇聯迷信院世界文學研討所之邀往做學術拜訪。那時的蘇聯處于其崩潰的前一年，蘇聯社會已弊病盡顯，一盤散沙，擔任約請李教員和吳教員前去莫斯科的蘇聯迷信院世界文學研討所，竟然無法為兩位教員購置到返程車票。兩位教員被設定在莫斯科東北郊的一座少先隊夏令營，他倆雖吃喝無憂，卻過活如年。無法之下，那時在莫斯科普希金說話學院進修的我，只得與同在普院進修的新疆外辦任務職員陸兵師長教師一路往蘇聯路況部交涉。我們提出中蘇配合創立一個“絲綢之路游玩一起配合項目”，對方很感愛好，與我們簽署了一份一起配合意向書。在“會談”停止時，我們提出要回國落實此事，但傳聞火車票不太好買，對方當即承諾給我們供給一間國際列車包廂。
順遂買到車票后，我陪兩位教員回國，我們六天五夜的漫長過程基礎上是在李教員和吳教員的爭辯或爭辯過后的長時光緘默中渡過的。爭辯的內在的事務包含學術題目，好比對某一位俄蘇作家的見解，也包含日常生涯題目，好比對俄蘇風土著土偶情的懂得和熟悉。吳教員能說會道，李教員不善言辭，但爭辯的成果往往是吳教員“敗下陣來”，緣由就在于李教員要更不平不撓一些。
好比車過貝加爾湖，吳教員說鐵路離湖很近，能夠只要幾公里，李教員則說鐵路離湖比來的間隔也有幾十公里；好比吳教員說，俄羅斯密斯一過40歲就欠好看了，由於體型會發胖，李教員就說也豐年過40歲、甚至年過60歲的俄羅斯密斯仍然能堅持體型，他還舉出他熟悉的某位俄羅斯密斯為例證。一次，在此類爭辯之后，吳教員憤而走出包廂，坐在車廂過道的折疊椅上。待我過了十幾分鐘后離開過道，吳教員仍然沒有消氣，他沖我說道：“你們李教員啊，就認逝世理！”當然，不久之后他倆又會和洽如初，然后再擇機睜開下一場爭辯。
四
我的兩位導師都離世了，這意味著我從此成了一位學術孤兒。契訶夫在上中學時就寫了一部劇作，標題是《Безотцовщина》，我們之前年夜多譯成《沒有父親的人》，實在，沒有任何人會沒有父親，但簡直每小我城市有掉往父親的經過的事況，是以，契訶夫的戲劇童貞作或可譯成《沒有父親的狀況》。李教員、吳教員那一代學人現在紛紜離往，這就意味著我和我的平輩學人正在步進“沒有父親的狀況”。
李教員作為碩導只帶了我和張曉強兩個先生，吳教員作為博導也只帶了五六個先生，而我此刻的碩士、博士生已有幾十位，他們無疑也都能算是李教員和吳教員的先生。家庭的血緣關系是一種傳承，學術大師庭也有其血脈延續，就這個意義而言，我的兩位導師還會源源不竭地擁有他們新的先生。
（作者為首都師范年夜學燕京講席傳授、人文社迷信部主任）